2026年初，全球内存市场正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价格风暴。据Counterpoint《2月内存价格追踪报告》显示，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，DRAM与NAND闪存价格环比暴涨80%–90%，部分消费级DDR4内存模块涨幅甚至高达1845%。一根32GB DDR5内存条从半年前的800元飙升至2000元以上，服务器级64GB RDIMM合约价突破900美元，逼近千元大关。这场“内存荒”不仅冲击DIY装机圈，更传导至智能手机、笔记本电脑乃至智能汽车等终端产品，引发广泛社会关注。

在此背景下，一个关键问题浮出水面：面对如此剧烈的价格波动，政府是否应当出手干预？若干预，又该以何种方式？这不仅关乎消费者权益，也牵涉国家科技产业安全与市场治理逻辑。

涨价根源：AI军备竞赛下的结构性失衡

本轮内存价格飙升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供需错配或投机炒作，而是由生成式AI爆发所驱动的结构性产能转移。OpenAI、微软、Meta等科技巨头为抢占大模型先机，疯狂锁定HBM（高带宽内存）产能。仅OpenAI一家便据传锁定了全球40%的DRAM供应，三星与SK海力士2026年HBM晶圆投片量预计达每月90万片，几乎全部挤占原用于消费级内存的产能。

更关键的是，HBM与普通DDR内存虽同属DRAM家族，却共享上游晶圆厂、光刻设备与原材料。当厂商将80%以上先进制程产能转向高利润HBM时，消费级内存自然陷入“被牺牲”的境地。美光甚至在2025年底宣布全面退出消费级市场，进一步加剧短缺。

这种由技术演进与资本集中引发的产业链再配置，本质上是市场机制对高价值需求的响应。但其代价，却由普通消费者承担——手机涨价、电脑减配、装机成本翻倍，形成典型的“AI红利未享，AI成本先付”困局。

政府干预的边界：市场调节 vs 公共利益

从法理和经济逻辑看，政府对价格的直接干预需满足两个前提：一是存在市场失灵（如垄断、哄抬、信息不对称）；二是对国计民生或关键产业造成系统性风险。

当前内存涨价虽剧烈，但主因并非恶意囤积或价格操纵（尽管部分渠道存在捆绑销售等乱象），而是真实存在的产能结构性偏移。全球DRAM市场本就高度集中——三星、SK海力士、美光三家合计市占超90%，具备天然定价权。在此格局下，单纯指责“厂商贪婪”无助于解决问题，反而可能掩盖更深层的产业安全短板。

然而，若内存高价持续压制消费电子创新、阻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，甚至影响智能汽车、工业控制等关键领域供应链稳定，则已触及“公共利益红线”。此时，政府完全有理由启动反垄断审查、价格监测预警、战略储备机制等工具。

事实上，中国已在行动。2026年1月，工信部召集长江存储、长鑫存储等国产厂商研讨“存储芯片保供稳价”方案；市场监管总局亦对部分电商平台内存捆绑销售行为展开调查。这表明，干预不等于限价，而是通过制度设计引导市场回归理性。

真正的破局点：打破垄断，加速国产替代

与其纠结“是否干预”，不如聚焦“如何构建抗风险能力”。历史反复证明，存储行业具有强周期性——涨得越猛，跌得越惨。2017–2019年那轮涨价后，DRAM价格半年内暴跌50%，无数跟风投资者血本无归。而本轮AI驱动的需求是否可持续，仍存巨大不确定性。正如Reddit网友所讽：“用不存在的钱，买未生产的内存，装在未建的数据中心。”

因此，短期价格干预治标不治本。长期解方在于打破国际巨头垄断，培育本土供应链韧性。值得欣慰的是，长鑫存储在2025年DRAM市占率已达5%，正式跻身全球第四；长江存储的NAND技术亦逐步缩小与三星差距。这两家“中国变量”，正在为全球存储市场注入新的平衡力量。

政府可借此契机，加大在设备国产化（如光刻机、刻蚀机）、人才引进、产能补贴等方面的投入，同时推动终端厂商优先采用国产内存，形成“应用—反馈—迭代”的正向循环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在未来AI、量子计算、6G等新一轮技术浪潮中，避免再次陷入“卡脖子”困境。

理性看待“看不见的手”，更要锻造“自主可控之芯”

内存价格飙升，表面是市场供需问题，实则是全球科技权力结构的一次显影。在这场由AI巨头主导的硬件军备竞赛中，普通消费者成了沉默的成本承担者。政府固然不宜轻易动用行政手段强行压价，但必须守住产业安全底线，防止关键技术命脉长期受制于人。

正如蒸汽机时代工人承受着技术革命的阵痛，今天我们也在为AI基础设施买单。但历史不会重复，我们可以选择更有远见的路径——不是被动等待价格回落，而是主动构建一个多元、开放、有韧性的存储生态。唯有如此，下一次“内存危机”来临时，我们才不必再问：“政府能不能管？”而是自信回答：“我们自己就能稳住。”